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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國保障人權的哲學思考

來源:濰坊新聞網   發布時間:2020-11-19 15:04:51

  中文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下,能否保障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應當是檢驗一個國家人權狀況最重要的標志。從哲學角度思考,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制度優勢,民族精神滋養下的強大的社會治理能力,決定了中國人權自始至終受到高度重視和切實有力的保障,中國以知行合一的哲學性表達向世界展現了負責任、有擔當、有作為的世界人權大國的中國形象。

  關鍵詞:新冠肺炎;中國人權;人民為中心;制度優勢;知行合一

  英文摘要

  Summary:Under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whether the people's right to life and health can be protected sh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 country'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Thinking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under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eople-centered ruling philosophy, the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concentrate its efforts on major affairs, and the strong so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nourished by the national spirit determine human rights in China It has been highly valued and effectively guaranteed from beginning to end. With the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China has shown the world the image of China as a responsible, responsible, and effective human rights power in the world.

  Keywords: new crown pneumonia; human rights in China; people-centered; system advantages;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一、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國人權的世界語境和話語語境

   習近平在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講話中指出“人類正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現在已波及210多個國家和地區,影響70多億人口,奪走了30余萬人的寶貴生命。”“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災難的斗爭史。病毒沒有國界,疫病不分種族。”2020年以來,一場名為新冠肺炎的疫情,襲卷世界,并相繼在眾多國家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其病毒的詭異性、傳播的快速性、沖擊的巨大性,給整個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病毒和疫病面前,不會因為種族、膚色、語言、文化、歷史、國別、經濟、政治等的不同而受到區別對待。同病魔較量,與疾病斗爭,貫穿于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全過程。不同的國家在應對疫情上的表現也不盡相同,從這些差異性的表現上也能展現出或者觀察出包括人權狀況在內的反應國際社會文明發展程度的各項指標。

   “黑格爾曾經說過,‘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地產生的。” [1](P146)人權,是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是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等多維度交織作用的結果,也會因國界、地域、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發展程度等的不同而略有差別。人權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但時至21世紀的今天,我認為人權的核心的要義,就是對作為人的權利和自由的尊重和保障。“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P56-57)人是社會性的群居動物,人從出生到去世都不可能擺脫社會的影響,即人始終在社會中與社會相互作用并始終發生關系,人作為社會人在社會中所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以及隨著社會文明的不斷發展進步,相應獲得和提高的權利和自由,都作為人權的內涵,而應該受到重視和保障。

  中美人權問題是國際人權話語體系中的一個熱點話題。美國向來以“世界人權法官”自居。每年發布《國別人權報告》,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妄加干涉,甚至大肆抹黑、歪曲。但對其本國的人權缺陷和弊病,卻始終視而不見,熟視無睹??v然一味贊美自己,指責中國,也無法掩蓋其本國糟糕的人權狀況,也無法遮蔽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光輝。“西方國家認為個人的政治權利是最重要的人權,而我國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則認為,生存權和發展權才是最重要的人權。”[3](P117)如果生存得不到保障,生命得不到確證,享受政治權利的個體都無法存在,個人的政治權利又從何談起,這在邏輯上是顯然站不住腳的。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最重要的人權問題就是生存權的問題,就是生命權和健康權的問題,就是積極有效地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采取及時科學的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勢頭,降低感染率,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切實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問題。

  二、中國以客觀條件和實際成效用“行”來詮釋人權保障

 ?。ㄒ唬?、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

  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決定了中國人權始終而且必然受到高度重視和全面保障。沒有思想的身軀如同枯木,沒有方向的前行,也只能是機械的運動。一個政黨的執政理念,也決定了這個政黨的執政方向和在這個方向上的執政力度。馬克思認為,在實踐中產生又通過實踐被證明了的認識是正確的認識,是真理,它將進一步指導和推動實踐更好地發展,對實踐產生積極作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就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這一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中誕生,又在這一個偉大實踐進程中被證明了的真理,指導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實踐。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是以人民為中心,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取向是人民利益高于天,中國共產黨做出的價值判斷是人民至上,做出的價值選擇是為人民服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全體黨員干部所做的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導向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福祉、謀利益。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是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干部的共識,也是他們工作的始終不變的導向。當一種價值觀在社會歷史進程中被深深地確立起來,又在社會歷史進程的不斷發展中得以更加升華和堅定,并且在一個國家和社會中凝聚起更加廣泛的共識,這個時候,在這個國家和社會中的一切工作和行為,都會深深得打上這個價值觀的烙?。阂磺袨榱巳嗣?,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中心!2020年元月,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時間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做出了武漢封城,取消公共場所人群聚集,啟建醫院,疫病科研攻關,調度物資保障,全國上下搞好隔離防控等一系列重大舉措。廣大黨員干部沖在抗疫第一線,為人民站好崗、放好哨,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人數,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死亡人數,切實保障了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

   馬克思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4](P24)“國家產生是以個人組成人民的集合性存在為現實基礎,所以,國家要維護兩種基本權利:一是作為個人存在所擁有的權利,這種權利以自由發展為核心;二是由個人組成人民的集合性存在所擁有的權利,這種權利以公平正義為核心。”[5](P27)而作為個人存在所擁有的權利。以生命權和健康權為基礎是實現擁有自由發展這一核心之下其他權利的邏輯起點和題中之義。因此國家保障人權的基礎必須而且首先是維護個人生命的存在及其身體處于健康狀態,新冠肺炎疫情下保障人民生命和健康更是保障人權的真實寫照。“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繼承了馬克思唯物史觀“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基本原理,確立了人民的歷史主體性地位,“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6] (P1031)在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歷史邏輯下,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真實而深刻地維護著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性地位,這一歷史主體區別于西方某些哲學家觀念上的主體,而是由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有思想的個體而組成的廣大的人民群眾,正在創造著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和文化財富的廣大人民群眾。中國過去的歷史,正在創造著的歷史,和未來將要被創造的歷史,都是由作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創造的。因此,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所包含的價值邏輯和歷史邏輯之下,充分保障人權,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切實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是這一理念的題中之義和全面保障的始終點。

 ?。ǘ?、具有顯著制度優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時代大考中,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國持續高水平保障人權的不竭力量之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立足中國國情和實踐,符合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我認為,評價一種制度好壞優劣的標準,并非像西方一些國家口中的自贊毀他、排斥異己,而是要看這種制度是否能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是否能推動社會向前發展,是否有利于人類文明的向前推進。而一種好的制度,一定是能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的,一定是在遭遇不確定性事件沖擊的時候,愈加顯示出強大的應對力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2020年農歷春節到來之際,驟然而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面對一種陌生而奇詭的新型冠狀病毒的沖擊,堅持全國一盤棋,有條不紊、井然有序地應對。按照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及時上報疫情的傳染病防治三大原則,從黨中央國務院到基層村委會,各部門各司其職,各守其土,做到了守土有責,守土盡責。自上而下,政令暢通。黨中央國務院運籌帷幄,指揮調度,科學精準研判形勢,審時度勢,決策施策。本著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原則,秉著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擔當負責態度,各級黨委政府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把自己分內的工作完成好,職責履行好。整個國家機器能夠如此快速高效、安全穩定的運轉,歸根到底,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特制度優勢。“中國社會崇尚整體利益的集體價值觀,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這不僅克服了西方極端偏私的個人價值觀的局限,而且有利于充分發揮公共權力集中調配資源的能力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7](P20)毛澤東同志曾說:“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沖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8](P762)民主能保證集中起來的力量用于辦好的大事,集中能保證好的意見想法和決策落實辦成大的好事,既不是純民主,也不是純集中,而是形成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內化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中,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顯示出中國制度的獨特而顯著的優越性。中國制度在其組織形式上,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思想上,心往一處想,具有統一的認同感和共識心;政治上,勁兒往一處使,統一步調,協調一致,服從全局戰略部署。中國制度就像一張巨大而縝密的全方位的防護網,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保護在其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遭遇到不確定性事件的沖擊時,會顯示出強大的中國力量。關于中國力量是什么,總的來說,可以叫做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力量,細分開來,筆者認為至少可以歸納出“十力”。第一,在中國制度引領下。無論發生何種程度的不確定性事件,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都會迅速作出反應,展現出果斷的行動力。第二,中國制度覆蓋中國的每個角落,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緊密聯系在一起,具有統籌全局的組織力。第三,中國制度設計的初心是為人民謀利益,人民對制度的信任是他們安全感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國一體,所以具有深切的號召力。第四,中國制度設計,布局合理,科學統一,整體和部分之間,相得益彰,相互支持,具有解決困難、補足短板的協調力。第五,中國制度來源于中國人民的社會歷史實踐,又經過社會歷史實踐的淬煉和打磨,是扎根中華大地,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科學制度安排,具有廣泛的號召力。第六,中國制度堅持全體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具有深厚的凝聚力。第七,中國制度能抵御各種風險挑戰,維系和促進中國的穩定和發展,確保國家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具有根本的保障力。第八,人類文明的不斷演進和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始終伴隨著真理和謬誤的斗爭,始終伴隨著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自身之間的斗爭。中國制度借鑒吸取古今中外人類制度文明的優秀成果,承載著中國人民的奮斗和實踐,具有不竭的戰斗力。第九,中國制度凝聚著人類歷史和文明向前進步發展的精華之力,是中國各項事業不斷向前推進的制度保證,因此具有磅礴的前進力。第十,中國制度深深扎根華夏大地,與中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歷經時代和實踐的考驗而歷久彌新,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抵御風險,克服困難,實現發展和勝利的旺盛的生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制度本身迸發及通過制度帶動和引發的各種力量匯聚、融合,展現出中國力量,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了萬眾一心、群防群控的磅礴之力,向世界展現了負責任、有擔當的大國形象,同時也展現了高度負責保障人權的世界人權大國形象。

 ?。ㄈ?、中華民族精神滋養下的強大社會治理能力

  中華民族精神滋養下的強大的社會治理能力是新冠肺炎疫情中,切實保障人權的現實支撐。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中華民族精神是優秀中華文化的集中體現。中華民族素來就有守望相助,同舟共濟,萬眾一心,共克時艱,“人溺己溺,人饑己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優良傳統和高尚品格。中華文化維系中華文明幾千年而綿延不絕,其影響滲透在中國人民衣食住行,日用平常,處事待人接物等各個方面,小到個人的私事,大到國家的國事,都在有形無形當中,接受著民族精神的滋養和激勵。當代社會,信息化程度逐漸加深,社會結構和交往方式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球治理面臨赤字。中國處在發展和實現現代化的前進道路上,也面臨著很多的治理問題和治理任務,但與同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社會治理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優勢,展現出強大的社會治理能力。這背后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求真務實地探索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和勇于承擔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永遠保持先進的精神風貌;中國人民傳承著華夏祖先的優秀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接受著中華民族家國天下,崇尚和平,國泰民安,天下大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民族精神的滋養,兩者相結合的結果。文化對個體的影響是深層次的,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講,也是持久、濃厚、深遠的。頂層設計下的治理體系,在制度的科學運行下,會顯示出強大的治理能力,但整個治理體系的運轉和高質量成效的實現,參與社會治理運行、實施和作用的每個個體,因為受到民族精神的滋養而表現出的高質量配合和創新性輔助,對于最終實現的完美的成效也是很關鍵的。新型冠狀病毒,作為一種新型詭異的病毒,以巨大的沖擊力和破壞力,在中華大地上傳播著,面對著這一十分罕見的疫病災難,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在民族精神的激勵和滋養下,本著對生命高度負責的態度,充分飽滿正向積極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調動各種社會治理手段,做好應對病毒蔓延造成的可能會出現的社會層面上的混亂問題的各種準備。在某種社會治理體系下,采取某些治理方式,達到一定的治理效果,這是一種他律;中國人民在民族精神的滋養下,內心主動趨向他律的道德動力產生出一種強大的自律,這種自律能推動他律,他律又助推自律,形成一種社會治理的內外生動力的良性互動循環。中國,在最短時間內控制住了疫情,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以及中國人民的其他各項權利,整個社會秩序井然,廣大人民群眾逐步恢復生活工作的正常軌道。整個社會狀態,由平常狀態進入戰時狀態,再由戰時狀態恢復為正常狀態,安定平穩的銜接,有序安全的過渡,顯示出高水平的可治理性,這是體系力和文化精神力的有機完美融合的結果。“可治理性主要與兩大關系有關,或者說受制于這兩種關系。一是社會需求與政府行動能力之間的關系……二是越來越多元、復雜、流變的人類社會與人類有限理性和能力的關系: 治理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它為我們人類認知和理解能力存在局限的前提下提供了應對多元、復雜和流變世界的方式方法,在我們有限理性背景下提供進行選擇的架構或套路,但這種應對同樣是有限度的。”[9](P59)當某一種突發的不確定性事件來臨時,現有的治理體系能否經得住其沖擊不能輕易下結論,但我認為體系力抵御沖擊能力的強弱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是否實事求是,以抓主要矛盾,解決主要矛盾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二是是否擁有廣泛而深厚的群眾基礎。滿足這兩個因素的治理體系架構對沖擊的承受力最強。中國的治理格局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黨和政府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最重要的兩個主體,其服務的對象是全體人民,而治理的對象比人民的范疇要大一些,但是治理主體和絕大部分的治理對象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治理原則和治理的評價標準也是符合歷史前進邏輯和社會發展要求的,因此中國的治理體系架構作為治理格局的硬件設施是強大有力的。但人類理性畢竟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保證在突發性沖擊到來時體系架構的各環節各方面完全精準對應,當這種情況可能會產成某些治理失靈,造成某些災害時,民族精神卻能以一種潛在的特殊的方式形成某種特殊的治理動員和宣傳教育機制,凝聚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趨善性的主動參與治理與接受治理的善治力。

  三、知行合一的哲學性表達

  知行合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國切實保障人權的中國名片的哲學性表達。中國古代大哲學家王陽明認為,心本具一切的理,知是心的本體,此謂人人本具的良知,只要良知沒有受到私欲或者物欲的蒙蔽,這種良知就能貫徹落實到處事待人接物上,通過行為行動表現出來,外化為行,此為致良知。陽明先生在《書朱守諧卷》中說到:“知猶水也, 人心之無不知, 猶水之無不就下也, 決而行之, 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 謂知之。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新冠肺炎疫情下,世界上個別國家忽視人權保障,把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置于次要位置,疫情愈演愈烈,人民的生存權受到極大威脅,但依然宣稱是高度保障人權的國家,阻礙其致良知的原因正是政治私欲,這也是其人權問題雙重標準的癥結所在。新冠肺炎發生以后,黨中央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時間作出指示,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最高位置,切實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這可以叫做國家層面的知。綜合運用、調配各種資源和力量,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統籌頂層設計與基層落實,從原則理念、指揮部署,到各方面協同合力、奮戰一線,最短時間內控制住了疫情,切實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這是國家層面上的致良知。在世界范圍內成為率先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以中國行動、中國擔當、中國作為、中國精神、中國理念,向世界展現了新冠肺炎疫情下重視和保障人權的知行合一的中國形象。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46.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67.

  [3]張湘霓,孫紅.邁向自由平等的階梯——人權漫話[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117.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M].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1995:24.

  [5]郭璐璐,劉學軍.“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價值意蘊與政治邏輯[J].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9(1):27.

  [6]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7]王俊拴,魏佳.關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學思考[J].社科縱橫,2013(3):20.

 ?。?]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762.

  [9]左曉斯.中國社會治理體系及其評價研究[J].社會科學,2016(4):59.

  附:作者本人簡介

  呂超,1994年出生,男,籍貫山東臨朐,單位系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2019級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生

責任編輯: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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